| 发布日期： 2013-12-02 | 小 | 中 | 大 | 【关闭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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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医药产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从缺医少药，多数药品依赖进口，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料药出口国和第一大药品制剂产能国。然而在成就的背后却始终有一些问题困扰着产业： 产业的生存发展环境不佳，产业大而不强，“多、小、散、低”依旧。产业在几乎可以生产全球已上市任何一种药品原料的同时，创新发展能力却一直未能有明显提高，国内上市销售相当一部分仿制药与原研药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安全性、有效性差异。 药品流通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始终未能确立，不规范竞争充斥整个药品流通过程，“优不胜、劣不汰”严重制约了产业的健康发展，威胁到百姓用药供应保障。整顿和规范药品流通秩序，改变药品流通服务模式、服务水平和发展方式，成为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工作重点之一。 研究国际先进国家和地区的药品流通情况，特别是研究他们从与我国当前情况类似的过去如何发展演变而来的过程与主要影响因素，为本届政府接下来十年的改革提供一些参考或借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此由秦脉医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骨干研究人员和部分业内专家组成的重磅级研究团队，历时半年对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香港两地，从法律、法规、管理办法、政府报告、统计资料和国际第三方报告等一手资料入手，深入研究各国、各地区的药品产业、药品流通的现在与过去，发展演变过程，特别是社会法律环境、医疗保障制度和医疗服务体系情况及其对药品产业、药品流通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再通过横向对比研究发现其共性和各自的特点，从中找出共同的理念，一般性规律，并在和我国情况的对比中找出可供我国政府和产业参考或借鉴的关键问题要素。形成了8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别报告（合计15万多字），我国与8个国家和地区的对比研究报告及改革建议（7万多字）。本刊本期介绍我国台湾地区报告。 我国台湾地区药品流通及相关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情况 我国台湾地区1967年颁布了民国到台湾后修订的《医师法》，规定了医师的从业资格取得、执业登记和职业规范要求。20世纪70年代，台湾开放社会办医，医生可自由选择在非官办医疗机构就业，公立医疗机构主导局面开始改变。20世纪80年代，台湾开展社会“组织化改造”，政府秉承“市场能为，政府不为；地方能为，中央不为”的原则全面退出市场，大幅降低对公立医疗机构的补助，要求其“自负盈亏”，同时采取“行政法人化”、“委托经营”、“合作经营”等方式，将公立医疗机构全面推向市场。1986年台湾颁布《医疗法》，从法律层面规定了公、私医疗机构同等的准入标准、责任义务和管理要求。 1994年台湾颁布《全民健康保险法》，确定了1995年开始施行全民健康保险制度的全体国民“公平”享有，“量能付费”、“社会承担连带责任”原则。健保法规定了政府筹资兜底责任和保证保障水平的保障管理责任的同时，规定“被保险人及其每一（赡养）眷属应缴保险费率（个人与雇主各半缴交）不得超过其薪酬的6%，残疾等特殊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在同等保障下还享有各种减免。在保证国民不因经济原因患病时得不到妥善治疗，不因患病而使现有生活水平受到影响的同时，政府承担了极大的筹资与管理责任压力。也由此决定了保障对医疗、药品、相关服务及（对医疗药事机构）支付报销的精细化管理要求。特别是在经历了数年的亏损准备金用罄，政府兜底填平窟窿后，在服务选择、价格和使用规则等健保管理制度、规则修订完善中，强调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平等协商的机制，在维护合法收益，合理收益分配，保证有质量的服务充足供应的同时，强化社会各方共识与各方自身的责任意识，确保公众利益保证。在此过程中，推行建立在精算、预测分析与共同协商基础上的“总额预算支付”管理和重在疗效质量评估的住院DRGs支付管理，动员产业、医疗服务和保障管理全体系进一步精细化管理提高效率。强化包括药师入户用药指导干预在内的一级预防性服务和三级康复护理服务，通过全面健康管理控制高额费用发生来平衡健保支出。 从整体上来看，法律规范下的自由组团、自由发声表达诉求，将各相关方的社会作用、价值和责任充分展现给全民的同时，也在平等协商机制下，充分、平等地保护了各相关方的合法利益（公众利益优先，避免任意一方垄断或利益独大），保证各相关方的公平竞争、公平交易或合作，保证社会各环节的充分发挥作用、承担责任、提高效率，同时保证有质量、有价值服务或产品的充足供应，并保证不断有更优质、更价廉的服务或产品的替代供应。我们在台湾（台北）所能看到的基本医疗、药品和药事服务供应充足的一个明显表象：大街小巷远多于食品店、杂货店，挂有健保特约招牌的西医诊所、牙医诊所、中医诊所和处方药房。 《国际药品流通发展对比研究国别报告台湾篇》值得一读。 （下期介绍我国香港药品流通及相关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情况） | ||
